“没钱我可以出力”是支援武汉的()司机大哥的话。

系确实值得肯定：第一、疫情中的制度调整能力。在疫情早期，病例公布和救治都是受到质疑的。原因之一就在于病毒检测的权限过于"中央化"。之前地方层面的疾病控制中心采样后，送到国家疾病控制中心检测，前后耗时，延误治疗的"黄金时期"，而且还被公众批评。因此，中国政府在很短时间内，将检测权力下放到地级市疾控中心;第二、疫情中的协作和动员能力。除了中央层面的行政和专家支援之外，省级政府的医疗团队的协助也非常重要。2月17日，新华社报道，在中央政府的安排下，全国共有19省份派出医护团队到湖北支援除武汉市外的16个市州(林区)。这些包括重庆市、黑龙江省支援孝感市，山东省、湖南省支援黄冈市，江西省支援随州市，广东省、海南省支援荆州市等,在应对新冠疫情中，这套地方政府间的横向协作机制变得更加成熟。毛泽东在论述中央和地方关系中说过："有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，比只有一个积极性好得多。"但是,在过去几十年，"两个积极性"主要表现为中央的积极性，地方"积极性"是受到考验的。一些地方官员怕动辄得咎，怕承担责任,就抱着不如等上级指示的心态，在发生重大紧急事件时尤其如此。疫情开始时，大家指责地方官的声音此起彼伏。当时有一种声音认为，应该尽快追究武汉市政府领导班子的责任。但是疫情前期的一些乱象，不能说都是地方政府的责任。随着公共行政的电子化，信息不对称并不是当前中央地方关系的最大问题。1月27日武汉市长周先旺接受央视采访时谈及"披露不及时"的时候说："对于披露不及时，希望大家理解，它是传染病，传染病有传染病防治法，要依法披露，作为地方政府，我获得信息之后，须要获得授权之后才能披露，特别是元月20日，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确定了这个病作为乙类传染病，并进行甲类传染病的管理，而且要求属地负责，之后，我们的工作就主动多了。"另外,中国的地方政府间的协作是广泛存在的。不过，近年来影响力比较大的却是中央政府推动的政府间合作，比如粤港澳大湾区的规划与发展、成渝双城经济圈。在中央政府越来越多主动介入地方协作之后，地方政府之间协作的内在动力受到削弱。比如在疫情缓和之后的人员流动方面，可以看出，横向政府间自我协调的无力。被媒体广泛报道的例子，就是湖北黄梅县与江西九江市的交界处发生的警民冲突。在湖北解禁之后，湖北黄梅人需要过桥进入九江搭乘火车前往复工地点。而九江地方政府和民众对湖北人是否带"病毒"入境比较担心，这些误解引发了一场冲突。最后的结局是上级政府介入，地方官被免职和问责。在处理地方间问题时，地方政府要么等待中央的指令，要么任由民间自发解决(上述的警民冲突就有可能发生)。如何发挥地方政府积极性，在一个幅员辽阔、地方经济文化差异大的国家，是至为关键的公共治理问题。

问题：

(1)通过阅读以上材料,结合课程教学中的相关论述,分析现阶段我国中央和地方关系的现状，你认为中央政府该如何调动地方政府处理地方事务的积极性？

(2)上述材料中，作者认为中央政府在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中扮演了什么角色？他的主要观点是什么？你是否同意作者的观点？你认为加强地方政府间的协作有哪些措施？